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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樹成:中國經濟發展尚需完善頂層設計

  ●當前,要擺脫只守下限的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臨時的反周期對策、簡略的放松政策、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

  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措施,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措施。

  ●我們應借“十三五”方案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在全面深化推動下,把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聯合起來。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才53.7%,不能說中國經濟發展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能否利用好這個空間,還要看發展戰略和相干政策措施是否得當。

  面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局面,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現,要擺脫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就能解決的,應把應急式的項目應對,為構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

  現在應借“十三五”方案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其中,重要抓手應是在全面深化推動下,把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聯合起來。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經濟參考報》:近幾年,中國經濟逐漸告別了過去的高增長,進入換擋期,走向“新常態”。

  當前由于受到“三期疊加”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日益加大,雖然政府出臺了多項“微刺激”政策,但是好像并未達到預期效果,您感到應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劉樹成:以我國GDP季度同比增長率來分析。

  2007年平均達到14.2%的高位;2008年、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走出一個V字形降落和反轉;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峰;從2010年第二季度起,進入一個新階段,至2014年第二季度,已17個季度(4年半)。

  這17個季度的運行軌跡,基礎上是一個降落趨勢

  不過,其中,從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共10個季度),大體安穩在7.6%左右。

  但從2014年7、8月份,特別是8月份的經濟運行數據看,下行壓力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大。

  2014年8月份,全國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回落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長值月同比增長率降為6.9%,較7月回落2.1個百分點。

  這是自2008年底、2009年初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之后,全國工業生產增速近6年來的最低程度。

  2008年11月、12月時,全國工業生產增速曾降為5.4%和5.7%。

  2009年1-2月份合計,全國工業生產增速曾降為3.8%。

  在2014年4月以來不斷出臺“微刺激”措施的背景下,8月份工業生產增速的明顯回落,超出了市場的廣泛預期。

  有關專家分析稱,8月份工業生產增速有點令人吃驚,讓市場各方嚇出一身冷汗。

  與此同時,8月份,從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房地產投資、全社會發電量和用電量、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全國財政收入、處所財政收入等反響實體經濟運行狀態的指標來看,它們的增速均涌現下落。

  而且,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和購進價格近3年來一直處于負增長狀態。

  當然,預計2014年9、10月份,工業生產增速等指標會有所回彈。

  9月,匯豐中國制作業采購經理指數初值(匯豐PMI)為50.5,高于8月終值(50.2)。

  但在目前“微刺激”情況下,這種回彈難以持久

  到2014年底或2015年初,經濟增速又會下滑

  有專家呼吁,對8月的數據“不能慌”,不能反響過度

  但也有專家認為,既不能慌,也不能漫不經心的態度。">掉以輕心

  現在的問題是,到年底,就算2014年全年GDP增速有可能低于,但還接近7.5%的預期目標,而明年怎么辦,未來幾年又怎么辦?關于8月份工業生產增速回落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江源給出6點解釋。

  一是國際環境復雜,嚴格影響出口

  二是投資、房地產銷售持續下滑,對相干行業產生較大影響。

  三是汽車、手機等重要增長點明顯回落

  四是前期庫存增長過快,導致去庫存壓力加大

  五是氣象因素,部分地區氣溫較往年偏低,對火電等相干行業影響明顯。

  六是去年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長值同比增速較高,為全年最高程度,因此,今年8月份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回落,有必定的基數因素。

  這些原因,都是直觀的、表面的、淺層次的原因

  深一層分析,有兩個因素值得器重

  一是“微刺激”措施缺乏持久力,其效率越來越弱,時效越來越短。

  二是一些處所已對GDP不感興趣,不再關心GDP,不再把GDP當回事。

  一些處所缺乏責任意識,“只要不出事、情愿不做事”,不擔負,不作為,懶政松懈。

  未來經濟走勢存在四種可能性《經濟參考報》:當前,出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不同解讀和認識,國內經濟學界對于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爭辯很大。

  樂觀者有之,悲觀者亦有之

  您認為,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走勢會浮現一種什么局面?劉樹成:對于2015年至2020年這6年中國經濟走勢有四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一路走低。

  由目前的7.5%,降到7%,再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左右。

  相對應的政策含義是:不再守7.5%的下限,使宏觀調控下限不斷下移。

  但問題是,其一,給市場造成一種不斷降落的預期,不利于穩固和提振市場信心。

  企業預期贏利不斷降落,影響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能力,影響企業的技巧創新和升級。

  其二,雖然目前受第三產業發展影響,暫時沒有影響就業情況,但已影響城鎮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的增長。

  一般說來,城鎮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長率要低于GDP增長率。

  到2020年,若GDP增長率降到6%左右,那么,城鎮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長率就要降到5%或以下。

  到那時,城鎮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長率的不斷降落,將會代替就業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這也將影響消費的增長和需求動力結構的調劑

  其三,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長,使財政的減稅空間越來越小,使財政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嚴重影響。

  第二種可能性,持續走平

  近一、兩年保持7.5%左右;“十三五”期間保持7%左右。

  政策含義:持續堅守目前的7.5%下限,或“十三五”時代堅守7%下限,持續采用目前的“微刺激”政策。

  存在的問題是,“微刺激”的效率越來越差,守下限越來越被動。

  近年來的“微刺激”,形成了一個循環圈,即“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圈。

  大體上說,每年初經濟增速下滑,第二季度開端采用“微刺激”措施,然后經濟增速小幅反彈,接下來,“微刺激”效率削弱,下半年或下一年初經濟增速又持續下滑。

  如果這種循環圈年年持續下去,宏觀調控就要年年打“下限守衛戰”。

  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涌現某些不斷定性因素的沖擊,經濟運行就很容易滑出下限。

  第三種可能性,重返10%以上高增長

  政策含義:強刺激

  這種可能性已不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一提經濟增速應當有所回升,就被扣上“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長老路”的帽子。

  實際上,在9%以下、7%以上的中高速區間內仍有經濟適度增長的空間。

  要讓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不能懂得為只守下限,高低限之間還有可貴空間。

  第四種可能性,遵守經濟波動規律,不是只守下限,而是使經濟運行在7%至9%高低限之間的合理區間正常波動。

  經濟波動,在上升期和回落期有著不同的功效

  回落期,是調劑期、淘汰期,市場低迷,企業經營艱苦,難以實現技巧創新。

  上升期,是市場生動期,投資和消費生動期,有利于推動技巧創新,有利于實現提質、增效、升級,邁向中高端程度。

  政策含義:在到2020年的期間,以合理區間的中線為基礎,該回升時,就回升,但要把握回升幅度;該降落時,就降落,也要把握降落幅度。

  當前,要擺脫只守下限的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周期對策、不是靠簡略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

  也就是說,既不是靠“大水漫灌”所能解決的,也不是靠“噴灌”、“滴灌”所能解決的。

  我們不能僅就短期宏觀調控的力度問題去爭辯,不能僅就宏觀調控是該松還是該緊、是微刺激還是強刺激去爭辯。

  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

  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措施,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措施。

  也就是要從把握到2020年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出發,即到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畢竟要做什么,總的發展任務是什么。

  我個人主意要爭取以上的第四種可能性,但這并不容易,需要有一個關于到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相應的實行方案。

  經濟發展需要新的頂層設計《經濟參考報》:要實現您所說的,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措施,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需要采用哪些措施,您有何政策建議?劉樹成:我國已經有了一個關于全面深化的頂層設計,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但還沒有一個與之相配套的關于到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

  習近平總在《關于〈中央關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闡明》中曾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以為主線,突出全面深化改舉動,一般性舉動不寫,重復性舉動不寫,純屬發展性舉動不寫。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曾表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和修正過程中,有兩個原則讓我記憶深入,一是只寫,特別是重大,發展的任務原則上不寫;二是修正時,對于有可能削弱力度、弱化舉動的,除非理由特別充分,一般不吸收。

  而增長的內容,只要有最大公約數的、有必定共鳴的都寫上。

  ”現在,我們應借“十三五”方案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

  到2020年,構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或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戰略支撐,應是在全面深化推動下,把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聯合起來。

  2014年4月25日,習近平總主持召開中央局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會議曾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方案”。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致辭中指出:“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還很不平衡,差距大、潛力也大。

  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結構調劑

  ”新型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必定過程

  新型城鎮化是城鄉結構的大調劑,是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大調劑,涉及到內需與外需的需求結構調劑,涉及到投資與消費的內需結構調劑,涉及到產業結構調劑、地區結構調劑、投入要素結構調劑等等。

  城鎮化程度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記之一。

  我們要集中抓住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長江經濟帶、京津冀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等重大區域發展相聯合,將頂層設計和相應的實行方案真正落實,將它們具體化和精致化地分解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連接地出臺,并以全面深化來推動進行和破解其中的艱苦。

  由此來應對當前和今后我國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就會開創我國經濟與發展的新局面,就不會年年被動地去打“下限守衛戰”了。

  中國經濟增速不會“大幅度”下臺階《經濟參考報》:要實現以新型城鎮化為抓手增進內需和經濟整體發展,首先要搞明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還有多大。

  劉樹成:是的

  我認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新型城鎮化的任務還很艱巨。

  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2.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3%,二者差距為17.3個百分點。

  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中各國城市化率的材料,2013年,高收入國家為80.5%;中等收入國家為50.1%,其中,上中等收入國家為61.6%,下中等收入國家為39.3%;低收入國家為28.7%。

  2013年,以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3.7%進行國際比較,不僅遠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程度(80.5%),而且也低于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程度(61.6%)。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有一種觀點非常風行,即認為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代,城鎮化達到必定程度后,經濟增速就要“大幅度”下臺階,并且認為這是一種客觀規律。

  對于這個觀點您怎么看?未來中國經濟真的會下一個大臺階嗎?劉樹成:這種觀點我也曾經聽過。

  這里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空間與我國經濟增速是否要“大幅度”下臺階問題。

  我認為,如果說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代后,經濟增速會有所降落,不可能一直保持本來那樣高的速度,那么這種情況可以說是一種客觀規律。

  但如果說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代后,經濟增速就必定要“大幅度”下臺階,那么這種情況恐怕不必定是客觀規律。

  有文章提出,中國在經歷了30年高速增長后,也要像日本和韓國那樣,經濟增速要“大幅度”下臺階。

  讀過這篇文章后,我創造,它在考證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轉折年份所對應的城市化程度時,用錯了數據。

  該文說,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轉折年份是1973年,人均GDP達到11434國際元,城市化率達到55.4%。

  需注意:55.4%這個數據用錯了

  若按1973年日本的這個城市化程度相比照,中國城鎮化率2013年為53.7%,2015年將達55%左右,也該進入經濟增速“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但事實上,經查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日本1973年的城市化率并不是55.4%,而是74.2%。

  這表明,日本由高速增長轉為“大幅度”下臺階時,城市化程度已高達70%以上。

  而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還遠未達到這么高程度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53.7%)僅相當于日本1955年時的程度(56.3%)。

  從中國目前城鎮化程度這一角度來考核,還不能說中國要像日本1973年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我還創造,上述文章在考證韓國經濟高速增長轉折年份所對應的城市化程度時,下錯了結論。

  這篇文章說,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轉折年份是1995年,人均GDP達到11850國際元,城市化率達到78.2%(經查,78.2%這個數據沒錯,與世界銀行WDI數據庫雷同)。

  該文章認為,中國目前也要像韓國1995年時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這里需注意,這個結論下錯了

  若按韓國1995年78.2%的城市化程度相比照,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更遠未達到那么高程度。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53.7%)僅相當于韓國1978年時的程度(53.2%)。

  從中國目前城鎮化程度這一角度來考核,還不能得出結論說,中國目前也應像韓國1995年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仔細考核國際經驗可以看到,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時代,由于受到國土面積、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情況、國內外環境條件,以及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降落具有不同的情況。

  有的降幅較大(如日本),有的則較為平緩(如韓國),有的在降落后又可有所上升(如美國)。

  從我國的情況看,地區廣闊、人口眾多

  我國的國土面積是日本的25.4倍和韓國的96倍

  我國的人口數量是日本的10.5倍和韓國的27.1倍

  我國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較大,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還很大。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產生了重大變更,經濟發展由30多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長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

  經濟增速有所降落,是正常的

  經濟增速降落應是一個波浪式的漸進過程,而不應是“大幅度”下臺階。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這也意味著新型城鎮化的任務還很艱巨。

  有“空間”,只是供給了一種可能性,不等于就能利用好這個空間。

  能否利用好這個空間,還要看發展戰略和相干政策措施是否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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