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開端的全球金融危機，標記著完整以發達經濟體為主導的全球化舊格式已漸入遲暮;在未來的全球發展中，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可望施展更大的作用。 2007年3月開端的全球金融危機，標記著完整以發達經濟體為主導的全球化舊格式已漸入遲暮;在未來的全球發展中，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可望施展更大的作用。 在這樣一個翻天覆地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形勢的變更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更應關注經過30余年高速增長之后，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已產生變更，經濟增長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次高的平臺。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劑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 值此戰略轉型的關節點，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應靜觀其變、平心靜氣、警惕翼翼。 一、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正在展開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非常深重的危機，其程度之深，堪比20世紀30年代危機和70年代危機。 用長周期的眼力來分析此次危機，我們就會看到，危機之前，全世界曾經產生過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 這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端，一直到這次危機之前，時間跨度近20年。 其基礎特點就是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并存 而且，同過去不同，其間，各類國家都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 發達經濟體增長總體比較安穩，自不待言 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更是如此 在拉美地區，經歷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頓之后，各國經濟也真正得到恢復和發展，現在方興未艾。 非洲地區也很突出，自從民族之后，那里的經濟一直沒有經歷過像樣的增長，而在過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長令世人注視。 然而，危機之前全球長期增長的歷史，也帶來了一些曲解 最大的曲解就是，有些人認為如今世界這么美好，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以至于有“歷史終結”的妄言。 歷史并未因人們對其誤讀而轉變自己的軌跡 長期繁榮之后，長期的衰退絡繹不絕。">接踵而來 2007年開端的全球危機，結束了本輪經濟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至今雖已過去了6年，但仍無恢復的明顯跡象。 做此斷定的根據有二：其一，導致危機產生的重要因素，即經濟發展方法、經濟結構、財政結構和金融結構的嚴重扭曲，基礎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機的過程中，各國相繼推出的超慣例調控措施，在防止危機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同時，也逐漸浮現出宏大的副作用，過度的貨幣供給、政府債臺持續高筑、市場紀律松懈以及社會動蕩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明顯者。 因此，美國的財政、債務及經濟危機，歐洲的債務和經濟危機，以及日本的政府債務和經濟危機，等等，都將長期持續。 我們斷定，5-10年后世界經濟是否能夠恢復到正常軌道，還需要各國共同努力。 這一斷定在國際社會上可以找到諸多印證 例如，2013年2月在俄羅斯結束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就確認了這一趨勢。 會議公報稱：“由于政策不斷定、私人去杠桿化、財政拖累、信貸中介受損以及全球需求仍處于再平衡過程中，全球經濟持續表現疲弱。 ”也就是說，如果各國宏觀政策不能回歸穩固、私人去杠桿化過程未能最終完成、財政懸崖問題依然不能得到決定性緩解、金融功效不能真正恢復、各國間的國際收支不能重歸均衡，危機就將仍然持續。 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傳統上，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持續若干年的負增長，但是，由于大劑量的調控政策被強力推出，現階段的危機并不表現為負增長，而是表現為經濟增長在低程度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批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掩護主義升溫、地緣緊張等。 我們應當學會在這種新形勢下生活 二、新的“貨幣戰斗”已然開端危機既然在持續，各國間為爭取最好的恢復條件的明爭暗斗自然風行。 在此情勢下，新的“貨幣戰斗”事實上已經開端，我們可以從“量”和“價”兩個角度，明確地視察到它的產生和發展。 就“量”而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世界的貨幣幾乎都在印鈔票“放水”：美聯儲四次數量寬松在前;歐洲央行啟動最后貸款人機制隨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穩，日本央行便在其脅迫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使日元兌美元匯價降落7%，兌一攬子貨幣匯價更急降20%;中國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四萬億投資以來，一直受困于貨幣信貸供給過多——M2走勢重攀高位并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 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處在貨幣泛濫的洪水之中。 但是，為懂得救危機的燃眉之急，各國政府依然熱衷于“放水”，大有“我逝世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惡勢。 這些事實闡明，新的“貨幣戰斗”事實上已經開端，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情勢，換了新的借口而已。 就“價”而言，在各國競相實行數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各重要國家貨幣間的匯率也變動不居，涌現了競爭性貶值趨勢。 匯率變動成為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固因素之一 三、中國經濟增長開端結構性減速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各國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機之中，唯有中國風景獨好。 現在看來，這種見解過于簡略化了 認真分析20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實績及其變更趨勢，我們偏向于認為，自2008年開端，中國持續30余年的高增長便已基礎結束，國民經濟落入一個新的次高速增長的平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經濟減速是經濟增長結構產生變更的成果，是一個產生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自然過程，我們無法通過政策調劑來轉變它。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由多種因素以某種方法組合起來共同產生作用的成果，此即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 在支撐經濟增長的諸結構中，最重要者，當推生產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 正是這些結構的變更，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新的時代 過去30余年，中國產業結構變更的基礎趨勢是：第一產業比重降落，第二產業(特別是制作業)比重迅速進步，第三產業份額緩慢增長。 這對應的是我國的工業化過程 這一過程的本質，就是大批的勞動人口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一產業即農業、種植和養殖業等，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即制作業和建筑業轉移。 由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第一產業(在中國，制作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農業的10倍)，這種轉移便意味著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日益進步，經濟增長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結構性增速”。 但是，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第二產業已趨飽和，勞動力和資源開端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 然而，研究顯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制作業(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70%)。 基于這樣的差別，當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和資源從制作業轉移到服務業之時，中國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必將降落，由之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必定下滑。 再看生產要素結構的變更 勞動、資本和技巧進步，是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 在過去30余年中，每年高達1000萬人的勞動投入增長，是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但是，隨著轉移人口日趨降落，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勞動投入的增長率將趨降落，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也將長期并存。 就資本投入而言，過去30余年，中國的資本投入增長率是逐年進步的，然而，近年來，人口日趨老齡化、傳統工業化接近尾聲以及消費率的緩慢進步，已經導致中國幾十年高懸的儲蓄率趨于降落。 這使得無通貨膨脹的資本投入亦呈逐漸降落之勢 技巧進步的動態仍然令我們掃興 我們盼望技巧進步能施展積極作用，但是資本回報率低、技巧進步緩慢，一直是我國經濟的痼疾，至今未見明顯變更。 總之，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增長率降落，技巧進步緩慢，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將趨于降落。 潛在增長率構成未來我國現實經濟增長的基準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實驗室的預測成果，2011-203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會浮現不斷降落的趨勢。 四、經濟減速不可怕，要害要進步效率斷定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時代，雖然聽起來不那么令人振奮，但考慮到結構性減速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法和調劑經濟結構供給了新的壓力、動力、機會和空間，這一變更是值得歡迎的。 過去30余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長波濤起伏，其間還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開端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的增長也付出了不可疏忽的代價，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環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明顯者。 如此等等，使得中國百姓享受到的經濟增長成果大打折扣，福利程度和生活質量更難得到與GDP增長率同步的提升。 這些代價，便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水分” 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中的“水分”，重要體現在投入產出的效率降低上。 從投入看，以GDP來衡量，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極為宏大。 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重要是依附相當于GDP一半的高投資以及接近GDP10%的凈出口支撐著的，僅此一端，便使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 如果把生態環境等外部影響也視為“投入”，我們為增長付出的成本更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巧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年的測算表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喪失約相當于GDP的8%。 2005年以來，這一數字雖不斷降落，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 若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喪失，我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便僅有5%左右。 責任編輯：馬道亮【慧聰資訊手機客戶端下載】上一頁1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