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我們今天根本不是什么中國特點，或是什么中國模式，更不存在什么中國震動，而是正在重復當年亞洲四小龍的老路。 從20世紀60年代開端，韓國、新加坡、、香港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都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我們今天很多人吹捧的中國模式就是抄襲這個而來的
一、日本道路vs香港道路
我先讀幾個數字給大家聽聽： GDP一直在雙位數增長，除了短期的波動，幾乎每年保持GDP增長率超過10% 出口擴大迅速。 十年之間，各個地區的出口都是之前的十倍以上 GDP里面工業比重將近一半，消費比重一直不高 工資開端一直不怎么上漲，但是出口導向型搞了十年之后，勞動力忽然全面缺乏，工資大幅上漲，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率也開端抬頭 好的，大家必定會感到我是在說中國經濟。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是亞洲四小龍在出口導向型模式后期的真實寫照。 甚至順著這個思路你比較一下會創造我們今天的發展速度其實還不如人家四小龍當年搞出口導向型的程度呢！197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為1970年的13倍；韓國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5年的20多倍。 而我們的出口導向型重鎮的蘇州，外貿進出口總值不過是十的12倍。 201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是1.6萬億美元，不過是2001年的出口總額（2662億美元）的6倍。 但是，工資快速上漲很快讓四小龍的經濟走向了經濟分岔路。 一條路是韓國、、新加坡走的路，其實就是和日本一樣的道路，另一條路就是香港。 從一開端，香港就比其他地區都榮幸，因為從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始終有大批從內地偷渡進入的勞動力，這樣香港一開端的工資上漲壓力就不如日本那么大。 在60年代，香港的紡織工人平均每年工資上漲幅度是5.6%，十年下來是之前的兩倍左右，但是在日本，社會工資總額累計增長245%，各行業人均現金收入由1.85萬日元/月增至4.89萬日元/月，名義累計增幅164.3%，遠高于GDP增長的幅度。 可以說，香港這段時間很像我們過去十年的東部沿海地區，因為一直有中西部的便宜充裕勞動力補充，所以工資上漲幅度不大。 但是這反過來決定了兩條道路截然不同的命運。 從1965年到1980年，香港的經濟命根子都是紡織成衣產業，而機械、造船、電子產業都沒有發展起來。 與之完整不同的是，韓國、及新加坡都步日本后塵，由勞動密集為主的紡織服飾轉變為電機機械設備為主的技巧密集工業國家。 與此相反，韓國比較倒霉，本來在1970年紡織服飾在韓國出口額的比重比香港還高，韓國事44.3%，香港是41.1%。 進入80年代后，韓國出口面臨三大尋釁：發達國家的貿易掩護主義高漲；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日趨激烈；與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差距縮小。 因此，韓國政府對傳統重化產業進行技巧升級，形成出口主力產業。 同時對精致化工、精密儀器、盤算機、電子機械、航空航天等戰略產業予以重點扶持，并將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積極發展的產業。 冶金機械電子這些資本技巧密集型工業占總出口比值由70年代的7.2%，90年代上升為35.5%，2005年甚至更成長至69%。 紡織服飾業成長大幅降落，紡織服飾的占出口比值從1970年的44.3%，降落到2005年的4.56%。 二、日韓如何應對工資上漲？
在正常的經濟體，工資上漲本來就不是壞事。 首先，日韓的工資上漲機理和我們完整不同，我們過去對工資完整是壓抑的，缺乏健全的工會制度掩護工人的利益訴求，現在又因為涌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租金上漲，所以倒逼工資不得不上漲，實際上，我們只是名義工資在上漲，實際可安排收入在降落，前者讓企業苦楚，后者讓老百姓受難。 與此相反的是，日本工資上漲之后，成果只是內需更強了，實行“收入倍增打算”后，1973年日本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按現價美元盤算）為49%，比1970年上升1個百分點，到1982年達到55%，比1970年上升7個百分點。 因此，工資上漲本身并不是個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日本從來沒在騰飛期把工資當個問題來面對，日本政府面對的問題重要是匯率和通貨膨脹，而日本的政策目標就是讓老百姓的工資翻番。 日本企業反而是有意把用工較多而產值較低的一些產業轉移到東南亞、韓國和去。 其次，只要你的教導系統和產業政策是成功的，工資上漲能增進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為內需消費型經濟，但是，我們國家的教導系統是的，產業政策是失敗的，根本無法勉勵順利的經濟轉型。 舉例來說，日本的電池產業應對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之路是搞全主動生產線，但是，中國呢？你想貸款，政府信貸調控，你買設備還得交17%的，根本沒法抵扣，換句說，還沒開工呢，就得先交稅，搞不好政府還給你搞個拉閘限電。 所以，中國企業最彈性的解決措施是半主動生產線，資本投入小，隨時開工，隨時加班，隨時休班。 再比如說，韓國選擇的前途之一是扶植游戲和數字內容產業。 韓國人的邏輯很簡略，這個產業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在地理上毫無窮制，且市場潛力宏大，非常合適韓國的特點。 目前，韓國數字內容產業已經超過傳統的汽車產業，成為韓國第一大產業。 好吧，類似的事情在中國也不是沒有，比如電動車，我們國資委也有16億元資金直接支撐，不過，只支撐16家央企，包含中國一汽、東風汽車、長安汽車、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石油、中石化、中國保利等。 民營企業不管你實力如何，全部被排除在外，不能參加這個電動車產業聯盟，我最好奇的是，你搞電動車，為什么這16家央企里一家做電池的都沒有呢？ 此外，韓國政府建立了造就數字內容專業人才的較為完整的教導系統，包含從職業教導到大學教導等各個教導層次。 游戲相干教導機構共有84家，研究生院8個，大學5個；私立教導機構22個，高中3個。 通過官方機構向韓國的游戲企業尤其是小型游戲企業供給人員培訓，調查行業人才供需狀態，供給培訓課程，增進學術交換；對從事游戲產業的高技巧人才免除兩年兵役等等。 我們再想想今天中國的教導系統呢？連一套公平透明的研究經費撥款系統都還沒建立起來呢，何談造就創新人才？ 三、香港道路的終點：
那么，是什么打垮了香港企業家？很簡略，就是！香港企業因為有這個腹地，所以就不思進取，直接把工廠轉移到內地，與此同時，香港又推行了毛病的政策，孕育了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這樣，香港企業透過制作業積累起來的資本并不像投入了IT產業，日本韓國投入了半導體產業和造船這些技巧密集型產業。 等到亞洲金融危機，股市和樓市泡沫崩潰，香港透過出口導向型積累起來的這些財富剎那間付之東流。 20世紀90年代前7年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一共為香港帶來約7萬億港元的‘財富增長’，相當于香港在這7年間GDP的總和。 也就是說，1997年以前社會所有的財富都被股市和樓市的泡沫吸走了。 在金融風暴的激烈沖擊下，香港經濟泡沫應聲而破，房地產價格急速回落，社會財富大批萎縮，香港由此進入經濟的衰落期。 從1997年10月到2002年年底，5年的時間里香港房地產和股市總市值共喪失約8萬億港元，比同期香港生產創造的本地生產總值還要多，也超過19977年吸進股市和樓市的7萬億港元。 實際給老百姓直接造成的沖擊比這些宏觀數據更為殘暴。 1997年，香港樓市的重要指數“中原城市指數”高踞107的峰值。 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中原指數最低跌至30點，樓價急挫60%-70%。 無數通過借貸置業的業主，瞬間變成“負資產”，無數炒樓客破產。 到了2003年6月底，香港大約有10.6萬宗負資產者申請破產，占所有按揭的22%。 換句說，五分之一的香港有房族實際上都破產了 歡迎關注微信“東方知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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