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真正潛力在于人的資源，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也就在于人。 先進的經濟制度是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施展更多人的創新能力，尊重法律和產權，保障人們在經濟上和精力上自由享受創新成果的制度。
芝加哥期權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鄭學勤
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何在
什么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這是近年來經濟學家苦苦思索的問題。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大繁榮》一書中，對亞當·斯密的消費決定經濟的理論進行質疑。 斯密認為人的幸福和福利來自消費和享受，商業周期因此以滿足這樣的需求為目標。 菲爾普斯認為這種見解是片面的，因為它把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峙起來，沒有考慮到生產者的創新經驗給經濟模式帶來的內在動力和給生產者帶來的精力愉悅。 傳統的市場經濟學理論認為每個經濟體都是一個均衡的整體，它已經吸收了所有可用的信息。 這樣的理論沒有給經濟運作自身產生的信息留下空間，而是從外部尋找發展動力，譬如說國外需求，政府政策或贊助，或者央行貨幣發行。 在這種理論的領導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實際上來自外部。
在國內的討論中，不少人把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的動力歸結為城鎮化帶來的需求、產業向內地轉移、民生工程、消費轉型、產業國際化、品牌建設、文化消費的開辟和服務業發展等因素。 不過，嚴格說來，對經濟發展而言，這些有利條件是外在機會而不是內生動力。
美國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最成功的范例 但是，金融危機已經結束4年多，美國經濟的發展還只是在緩慢增長，按危機前的預測來盤算，今天美國的GDP還有10%的虧欠。 這種情況使得許多人感到費解 同危機前相比，經濟發展的要素都照樣存在：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長，生產力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進步。 如果說金融危機戳破了泡沫造成的紙面財富，那么，今天的美國的國民財富已經恢復到了危機前的程度。 如果說金融危機只是由貨幣流動性造成的，那么，今天美聯儲已經向經濟注入了足夠多的資金。 既然沒有傷根，為什么綠苗老是長不成大樹？
在一個經濟實體中，資源總是包含兩個部分：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 同自然資源不同，人是有社會性的 在大部分市場經濟理論中，進行經濟運動的人被抽象為理性的同其他人只有經濟關系的運動因子。 事實上，生產者的積極性，與社會如何根據土地、勞動和資本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對租金、工資和利潤進行分配密切相干。 最近，在對歐美的經濟問題進行解析時，經濟學家開端把眼力轉移到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影響到經濟恢復重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貧富差距 美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是上世紀2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 最富有的1%的家庭，其收入在2012年占了所有家庭收入的19%，財富占了43%。 盡管有各種社會贊助，美國在2012年有15%(4700萬)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 金融危機前的樓市泡沫，給了許多人虛偽的財富感，這種財富并沒有隨著金融危機的結束而恢復。 2009年以來公司盈利和股市價格的上升所產生的盈利，有95%進入了1%最富有的家庭。 由于失業率壓力，新就業人的工資反而在降落 同時，電腦網絡和精密加工等高技巧產業代替傳統產業的趨勢，也在逐步縮小美國中產階級的人口，擴大兩極分化。 美國國會今年的一個重要議題是進步最低工資標準，這也是政府想要減少貧富差距的措施之一。
第二個影響是福利制度 由于貧富差距加大，政府不得不增長社會福利來保持社會穩固。 特別是因為在金融泡沫時代，政府的稅收相對寬松，福利程度廣泛進步。 金融危機之后，政府盡管債臺高筑，還是不得不履行已經承諾的任務。 歐債危機和美國債務危機，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美國2014年總統預算中有58%的錢用于社保、失業接濟金和醫保。 同時，美國近年內退休人口將大批增長，這就意味著稅務收入的減少和福利任務的增長。 格林斯潘最近說，國家福利主義已經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的要挾。 法國要對年收入百萬的人征收75%的稅，也是出于這種狀態的無奈之舉。
貧富差距懸殊和國家福利累贅過重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它們從不同的方面影響到人們在經濟運動中創新的積極性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任何有利于發展的經濟要素，都要通過人的經濟運動才干得到開發和綜合，物質的自然潛能才會轉化為社會的經濟現實。 在經濟運動中，對收入過低的人來說，一方面，絕對收入不能供給發掘創造力的自由和空間，另一方面，相對收入程度會打擊自給自足的尊嚴，并克制施展內在潛力的積極性。 對賦稅過高的人來說，即使絕對收入遠遠超出其他大部分人的程度，相對過高的納稅比率，還是會削弱進一步開辟事業的動力。
人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
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是人對更美好生活的尋求。 社會變更的進步體現在讓更多的人能夠利用科學技巧進步的成果，更大程度地施展自己的潛能，為自己、家庭和社會創造更好的生活。 這種內在的活力是人們愿意吸收尋釁，遭遇創新帶來的變更和不斷定性，運用自己的個性、想象、信心和知識來創造新現實的根本動力。 真正成功的社會變更是能夠煥發草根階層活力的接地氣的變更。
中國經濟的真正潛力在于人的資源 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也就在于人 先進的經濟制度是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施展更多人的創新能力，能夠將尋租和腐爛現象降到最低點，尊重法律和產權，保障人們在經濟上和精力上自由享受創新成果的制度。 能夠讓更多的人通過自己努力和貢獻而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的經濟模式，就是更先進的模式。 人在經濟發展中，不僅是勞動者和消費者，更是創造新資源、吸收新理念、創造新消費的者。 舉例來說，因為人們創造了硅晶片的電子屬性，在沒有增長任何新的自然資源的情況下，創新者就轉變了全球的經濟結構和消費習慣，減少了產出對物理資源的依附。
經濟轉向內需，理應不是說要按照過去的增長模式，用內地的需求來代替國外的需求。 過去經濟發展在“四高四低”(“高投入，高耗費、高污染、高速度”和“低產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情況下，產品在國際上仍然有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勞動成本低廉。 所謂“人口紅利消散”和“路易斯拐點”的討論，其實還是以外向經濟為基矗以低廉勞動力為基礎，勢必會阻礙勞動者在各個環節上參與進步效率和降低投入的創新。 從外向經濟到內需經濟的轉化，從根本上說，就是參與經濟運動的人不再只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且是市場消費財富的主體。 他們的需求會影響到產品的品種、數量和質量；他們的參與會決定創新的程度和生產力的程度。 這是“紅利”同“人口紅利”之間的差別 菲爾普斯認為，國民生產總值(GDP)不是一個有用的衡量標準。 衡量現代經濟的能動性應當用人均產出(人均GDP)和人均工資作為標準。 這兩者聯合起來，就能反響出經濟的結構是否能夠造就和支撐經濟的創新。 這樣的標準是否有效可以討論，但它們闡明了合理的分配制度對經濟創新的意義。 今天，在國內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和省份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城鎮化要避免貧富懸殊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從西方城鎮化的經驗看，如果在經濟上以發展速度而不是民生為目標，在政策上將進步大眾生活程度作為經濟發展的附屬產品而不是將經濟發展作為進步大眾生活程度的手段，那么，貧富懸殊就會成為城鎮化的必定產物。 城市生活并不只是進步了生活程度，而且轉變了生活的方法、性質和特點。 城市為人口湊集、機構多樣化、信息交換、知識流傳、文化滲透、科學進步和智力競爭奠定了基礎，從而為人力資源的開發創造了條件。 不過，隨著科學技巧的進步，在不同知識稟賦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擴大。
泰勒·庫文是美國一位頗著名氣的教授 他最近在《平均不復存在》一書中指出，隨著科學技巧特別是電腦技巧的長足進步，具有合格技巧的勞動力越來越成為稀有資源，收入越來越高，而無緣獲得這些技巧的勞動力也越來越多，工資越來越低。 這種由知識進步和技巧發展而導致的兩極分化，正在逐步蠶食傳統的中產階級階層，加劇了貧富差距加大的歷史趨勢。 類似的觀點在美國正為越來越多的人吸收
能夠通過教導而獲得這些技巧的，是家境較好的家庭。 從農村進入城市，或者收入本來就偏低的家庭，沒有能力為子女供給相應的教導。 于是，貧富懸殊就成了惡性循環 合理分配不僅是收入和財富的合理分配，而且應當是機會的合理分配。 在國內城鎮化的過程中，不妨為不管來自什么家庭背景的青年和勞工，任務(甚至強制)進行電腦和其他技巧的教導。 智慧城市需要有智慧市民 不管是有錢的還是沒錢的，都應當有機會成為智慧市民
金融運作不應當盤剝實體經濟
從全部社會角度說，影響經濟施展內生動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 在今天的歷史發展階段中，這種財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收入在金融領域同實體生產之間的分配。
金融有兩大功效 首先，它將社會缺乏的儲蓄，領導到最有生產潛力的智力和物質生產的投資中；其次，它為社會保存智力和物質生產所產生的財富。 這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在競爭性的金融市場中當然也會涌現財富轉移，但是，從全部社會來說，財富只能由實體經濟產生。 超出實體財富的紙面財富最終會稀釋金融資產的整體價值，因此，這種運作的作用只是財富再分配，而不是贊助實體經濟生產財富。
資本經濟今天已經基礎從傳統的個人或家族的所有制，轉變成了股份持有者擁有的公司制。 公司制的涌現是實現經濟創新的條件，是社會重大進步 但是，由于股份制的涌現，公司所有人對公司的實際把持被削弱，金融機構對資本的把持大大加強，資本的異化進一步突出。 在一個競爭不充分的經濟體中，銀行往往把持了資本的流動，為了增長資本的回報，人為地放大資本的稀缺性。 盡管在公司制中最終獲得大部分盈利的是持股的大眾，但是，中介機構為了“雁過拔毛”的利潤而造成的金融資本的空轉，會阻礙資本向生產自然流動，社會財富的分配在金融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因此會涌現不合理的畸形現象。
在中國沒有金融機構破產法，銀行實際受國家(也就是納稅人)擔保的情況下，資本的自然風險率被嚴重扭曲。 同美國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類似，中國影子銀行用儲蓄作抵押來發行信用，用利率較低的短期貸款(短期風險)來贊助利率更高的長期產品(長期風險)，它們賭的是一旦市場涌現流動性風險，政府和央行動了保證儲蓄安全和保持經濟穩固，不得不出手相救的假設。 理財產品的高回報，反響出的并不是生產企業面臨的實際風險回報，而是在自然風險率之上加上金融產品空轉的收益。 金融產品能夠有這種收益，是來自金融資源的壟斷 由于金融資源的壟斷，持有金融資產的人在社會收益中的分成，高于有效的金融運作理應得到的分成。 換句話說，從事實體生產的勞動者沒有得到應有的社會收益的份額。 盡管持有金融資產的人有可能也是從事實際生產的人，但是這種趨勢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富有階層的財富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年輕人則失去應有的報酬和創新的動力。
如果在一個13億人口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受到法律掩護、政策保障，擁有生活尊嚴、充滿創新愿望、成功機會、努力方向，得到受教導的權利和應有的報酬，那么，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必定會充滿無窮的活力。 |
